安徽三大美学家的学术成就和人生态度

　作者：钱念孙  发布日期：2010-08-16

    谈论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任何人都无法绕过耸立在面前的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就是为中国现当代美学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著名美学家。他们三位都出生在安徽，从五十年代起又长期共同执教于北京大学，被誉为“北大三大著名美学教授”。今天我向各位简要介绍三位美学家的学术成就和人生态度，期望能够从他们的学术创造和人生智慧中受到启发，更加焕发出我们热爱生活，建设家乡，促进安徽奋力崛起的热情和勇气。

一、成长经历和学术成就

    朱光潜先生1897年10月14日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阳和乡吴庄的一户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是个颇有声望的乡村私塾教师，家教极严。朱光潜从6岁到14岁，在父亲的私塾馆里受到较为严格而系统的启蒙教育，熟读并大半背诵了传统国学经典。1912年，朱光潜15岁时走出父亲的私塾馆，进入家乡实行新式教育的“洋学堂”——孔城高等小学。在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升入当时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学。1916年桐城中学毕业后，他在家乡桐城大关北峡小学当了半年小学教师，就想考北京大学国文系，但家贫拿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就近考进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一年之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选派20名学生到香港大学学习，朱光潜被录取。从1918到1922年他在这所英国人办的大学里整整学了五年。1925年他又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8年，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聘他任北大西语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到四川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武汉大学教务长。抗战胜利，他回到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直至1986年3月6日去世，享年89岁。

    宗白华先生1897年12月15日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小南门方宅大院，祖籍江苏常熟。宗白华的父亲宗嘉禄是清末举人，曾游学日本，担任过江南高中商业学堂校长、安徽省导淮测量局局长、中央大学、安徽大学教授。他的母亲方淑兰是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的后代。由于宗白华和桐城方家有这层亲戚关系，清末著名诗人方守彝是其外祖父，著名诗人兼书法家方守敦是其舅舅，“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方令孺是其姨妈，“新月派”著名诗人方纬德、著名戏剧导演方绾德、著名学者舒芜（方管）都是他的表弟。宗白华8岁进南京思益小学，15岁考入南京金陵中学，17岁就读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21岁（1918年）毕业。同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负责编辑出版《少年中国》月刊；随后又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首次发表了寄自日本福冈的署名“沫若”的几首新诗。1920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经小说家曾梦朴的介绍，到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后东南大学改名中央大学，宗白华继汤用彤之后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1949年建国后，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宗白华继任哲学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直至1986年12月20日逝世，享年89岁。

    邓以蛰先生1892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五横乡白麟村凤凰河畔的一座名宅——“铁研山房”里。这“铁研山房”是清代大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故居，邓以蛰就是邓石如的五世孙。他的父亲邓艺孙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民国元年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他的长子邓稼先为著名核物理学家，是我国研制和发射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人，被誉为“两弹元勋”。邓以蛰8岁入私塾读书，13岁入安庆尚志学堂学习，14岁入芜湖安徽公学；16岁（1907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并在此时与同乡陈独秀结为好友；20岁回国后在安庆任安徽图书馆馆长。26岁（1917年）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和美学6年，1923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3至1934年，邓以蛰出游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法、德等国，遍访各地艺术博物馆和古建筑文化遗址。回国后，邓以蛰曾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清华大学转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直至1973年5月2日病逝，享年82岁。

    十分简要叙述了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美学大师的人生经历，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学术成就。

   朱光潜最早的一本著作是192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谈青年修养的小册子以优美的散文笔调讲述深刻的人生哲理，是当年最畅销的书，给朱光潜带来巨大声誉。随后他接连出版了两本心理学著作，即1930年由开明书店印行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和193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变态心理学》。1932年，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他通俗叙述美学知识的读物《谈美》，同样极获时誉。1933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他至今仍颇受推崇的博士论文、英文专著《悲剧心理学》。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其《孟实文钞》；开明书店出版其美学名著《文艺心理学》。1943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其另一美学名著《诗论》，重庆中周出版社同年还出版其论文集《谈修养》。1946年，他的另一本论文集《谈文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7年，他翻译的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的名著《美学原理》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次年，正中书局又出版了他的专著《克罗其哲学述评》。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最著名的著作是六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美学史》上下卷，还有《美学批判论文集》、《美学拾穗集》、《谈美书简》等；其他还有大量译著，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维科的《新科学》等等。季羡林先生曾高度评价朱光潜在西方美学方面的翻译成就，他说：“这些著作内容深奥，号称难治，能承担这种翻译工作的，在世没有第二人，孟实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外语水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争分夺秒，锲而不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扬。”

    如果说朱光潜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美学原理研究和西方美学史研究方面，那么宗白华的成就则更多表现在文学创作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方面。他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创作发表并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流云小诗》，是我国“五四”新文学中新诗创作的重要收获。他和田汉、郭沫若谈论新诗创作和各种社会问题的书信集《三叶集》，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所出版的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美学与意境》以及译文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海涅的生活和创作》、《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等，不仅表明他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美学素养，而且更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艺术所独有的审美范畴和美学体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贡献。

    《邓以蛰全集》总共约35万字，仅不太厚的一册。这与《朱光潜全集》700多万字，皇皇二十卷相比；与《宗白华全集》210多万字，厚厚四大册相比，实在可谓差别明显。然而，学术研究虽然也注重数量的多少，但更讲究质量的高低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邓以蛰先生除了北京古城书社1928年出版的《艺术家的难关》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出版的《西班牙游记》两个薄薄的小册子外，在其生前没有出版过其他任何学术专著。可是他发表的《画理探微》、《六法通诠》、《书法之欣赏》、《中国艺术的发展》等几篇论文，却向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宗白华先生就曾称赞说：“他的那些论到中国书法、绘画的文章，深得中国艺术的真谛”。

    综观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美学家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其一，他们三人虽然一个出生在桐城、一个在安庆、一个在怀宁，但从市域或地区来说又都是安庆人。记得前不久我在《安徽商报》上看到一期专刊，标题就叫“安庆出文人”。三位美学大师从大的区域来说都是安庆人，是偶然巧合，可能也有必然的原因在。安庆本身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又是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故乡，民国时期它作为安徽省的省会，还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可能是它比别的地方更容易人才辈出的原因。其二，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虽然都同样是研究美学和文艺学的大家，但他们的学术主攻方向又各有侧重并互有差异。朱光潜在西方美学方面独领风骚，宗白华在中国古典美学方面开宗立派，邓以蛰在中国书画美学方面遨步学坛。不论是经商还是做学问，都讲究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即讲究自己的特色和优长。本来，三位美学大师1949年以前的学术方向互有交叉，特别是朱光潜在研究西方美学时也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宗白华在研究中国古典美学时也研究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美学。1952年院系调整，三位美学大师都汇聚北大后，明显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作了调整，互相拉开了距离。这是他们的明智处，也告诉我们做学问或做其他事，要善于寻找空白点和自己的特色。其三，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是同一年生，也是同一年死。这也许纯属偶然，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但这种巧合还是给人许多联想的空间和谈资的兴味。